平陵,是溧陽的古稱,宜興紫砂壺中的稀世珍品——曼生壺的創制者陳鴻壽(1768—1822年)曾于清嘉慶年間在這里做過縣令。溧陽毗鄰宜興,舟車便利,地緣上的巧合,加上這位縣令的才氣和文化眼光,促成了曼生壺的問世,也為紫砂文化史留下了輝煌的一頁。
為了尋覓這段早被塵封的歷史痕跡,陽春三月的一個晴日,由宜興市政協文史委牽頭,我們一行驅車前往溧陽古城。
小車一上寧杭高速,不到一個小時便抵達了目的地。而我們真希望能穿越歷史的時空去和近200年前的這位溧陽知縣“對話”……
在溧陽市政協的一個小會議室里,東道主溧陽市政協的路發今副主席侃侃而談,熱情地向我們介紹陳鴻壽在溧陽當知縣時的一些史實。
此前不久,路副主席為籌劃溧陽陳鴻壽紀念館一事專程來過宜興,并和當代紫砂工藝大師徐秀棠、《江蘇陶藝》副主編陳茆生接觸過,雙方有意共同來挖掘這位對宜溧兩地作過貢獻的名人史料。
十九世紀初葉,清嘉慶六年(1801年),一位才氣橫溢的浙江錢塘書生科舉拔貢,取得了能充任京官或到地方任行政長官的資格。他就是詩文書畫俱精,尤以篆刻著稱的陳鴻壽。有資料說他入仕后,曾任溧陽知縣、河南海防同知、淮安府同知等職。但這些職務孰先孰后不清楚。也有資料將陳鴻壽任溧陽縣令的年代說成是嘉慶二十一年(1816年)或前后;更有一些書籍說他曾“入宰荊溪”。
我們從溧陽市檔案局提供的溧陽縣嘉慶志(光緒重刻本)上查到了陳鴻壽在溧陽任縣令的時間是嘉慶十六年(1811年3月29日)。其任內恰逢修志。應修志主持人史炳所邀,陳鴻壽作了“溧陽縣志敘”,篇末有“嘉慶十有八年六月八日知溧陽縣事錢塘陳鴻壽敘”的落款。敘中還強調志書是記述史實的,一定要真實可靠方能傳于后世。這是陳鴻壽到任的第三個年頭留下的文字記載。據此,將陳鴻壽任縣令的時間推遲到嘉慶二十一年(1816年)是不確切的。而“嘉慶二十一年前后”一說至少也是一種含糊的表述,
在采訪中,我們還了解到就在陳鴻壽任溧陽縣令的第二年(1812年),他為表彰當地一位儒生賢妻宋氏操持筆墨的事跡,題寫過“彤管流芳”四個大字,并刻石建坊,此牌坊早毀,石刻坊額散落民間。1998年被溧陽文管委文博工作者狄富保先生偶然發現并收集。由路副主席引見,我們見到了狄富保先生本人以及由他親手拓下的坊額拓片。這是我們此行的一個意外收獲。同時也進一步佐證了陳鴻壽任溧陽縣令的年代。至于陳鴻壽是否在宜興做過縣令,先前經我市檔案局的考證,宜興歷代縣令資料中無此記載,似是訛傳。
然而,陳鴻壽拔貢后的10年,他在何地任職,也即是說陳鴻壽1811年3月到溧陽任縣令前他在哪里?仍無從查考。徐秀棠在《中國紫砂》中認為他至少在嘉慶八年(1803年)拔貢后不久,即開始了他與紫砂壺的親密關系。此說應該是符合情理的,就是說他并非做了溧陽縣令后,才喜歡上紫砂壺的。有人會提出疑問,其實他尚未到任溧陽縣令,他是在何地,又如何接觸上紫砂壺的呢?其實這個問題不難理解,就像現在,有人喜歡上紫砂壺并不一定要到過宜興一樣。我們推測,他很可能是通過一幫文友同事、幕僚染上紫砂壺癖好的。假如拔貢前,他的主要精力還只能放在應付科舉,求得功名的話,那么拔貢后,他便有了更多的有利條件,使他接觸壺友及造壺者,或共同品茗賞壺,或托造壺者定制,他的文化秉性及他獨有的藝術眼光,注定了他的興趣并不在官場仕途的升遷,而是繼續著他個人的藝術愛好。路副主席告訴我們,陳鴻壽在溧陽任縣令時,曾為賑災帶同捐款,他熱心教育,幫助過溧陽縣學——平陵書院(現為實驗小學),還為書院親撰碑記鼓勵后學,是一個重視地方文化、教育事業,頗具平民思想的清官。我們完全同意這一點評。以陳鴻壽結交宜興的一批制壺工匠,并允許在壺器上將縣令的名字和工匠的名字刻在一起的做法,也體現了他官民同樂、尊重民間藝人的親民思想,這在等級觀念森嚴的封建社會是難能可貴的?;蛟S他本人就是官場中的“另類”,并不在乎做官,以致政績平平,沒有留下什么顯赫的官績?;蛟S正因為如此,他才登上了將書畫、金石篆刻和紫砂壺相結合的藝術頂峰……他留下的是文化藝術的名聲,他的貢獻在于使紫砂壺這一民間工藝融進了豐富的人文內涵。
至于陳鴻壽在溧陽縣令任上是一屆還是二屆?一屆是三年還是五年?因嘉慶志后,太平天國起義,戰事頻繁,溧陽史志的修纂中斷,無法查考。路副主席告訴我們,因為有可能陳鴻壽離任后,赴淮安府任同知,為此,他們曾與淮安市檔案局聯系、查詢過,但也因同樣的原因,無志可查。
陳鴻壽卒于道光二年(1822年),這樣一位富有才華的文人,只活了55歲,甚為可惜。但他的影響以及“曼生壺”是永恒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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